政治判斷

• 摘要：伯林從「是否存在政治科學之規律」這一問題入手，考察觀念史上的諸多科學範式。他指出，政治與科學分屬不同領域，各有其方法，治國執政若僅賴科學理論，在理論與實踐均不可為。治國執政需要政治判斷力，一種感觸現實繁複殊相並加以理解、整合、運用之天賦能力。
• 筆者認為，《政治判斷力》是對《現實意識》中諸多觀點的詳細闡述。其核心問題是：在政治活動中，什麼是好的政治判斷力？執政需要以科學作為指南嗎？亦即，這種政治判斷力與「政治科學」是否有關？
• 進言之，若有關，兩者該如何相互聯繫以在執政中加以實踐運用，此種運用可為或應為否？若無關，政治判斷力又需要怎樣的具體能力或方法？

1. 治國需要什麼樣的知識或能力？伯林從這樣一個經典的政治學問題入手，考察觀念史上諸多哲人或社會科學家對此的回答。首先想到的是一種科學的知識，社會中的人如自然界的原子一般，遵循某種特定的規律，而由人組成的社會也有其特定的運轉規則，政治家掌握了這種規則就能完美的治理眾生。還有一種是歷史的定律，即歷史理論家通過歸納各個時代某些共相，以得出關於歷史前進或倒退的趨勢與方向。政治家可以「以史為鏡明得失」，勿重蹈歷史之覆轍，順應歷史之大勢，以歷史定律或「史觀」為指南治理眾生。（注:例如，筆者在高中時代讀的歷史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將歷史分為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而經濟乃決定性、根本性因素，決定了后兩者，此即所謂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唯物史觀深深的影響了筆者平日對問題的分析，雖有助力，但也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在觀念史上，諸多哲人或理論家都暗示了以上兩種規律或理論是一個成功政治家應該具備的知識。
2. 伯林認為以上兩種理論雖可在學術領域研究，但若施加於實際政治領域變為一種「政治科學」，是不可為也不應為的。在理論層次，這種社會規律或歷史理論源於對個別實例的一般歸納，但這種歸納是不完全的，尤其是僅注意到實例中的「上層」特徵（注：在《現實意識》中有詳細區分「上層」與「下層」，此處不加贅述）而在實踐層次，政治家面臨一個突發事件時，也無法在短時間內對歷史上的相似事件做一次歸納，以得出相關規律，幫助解決當下問題。故僅憑藉理論或規律執政是不可為的。加之二十世紀兩場烏托邦式的政治實踐如同活體實驗一般，告訴世人若僅根據理論會造成人類怎樣的苦難：不是根據理論指導實踐，而是直接改變現實使之符合理論。
3. 那麼伯林是否希望政治家完全將規律撇在一旁且忽視它呢？他認為理論與執政之間並非截然對立、互不相容的關係。伯林一方面批判科學至上的教條主義，認為執政過分依賴理論是一種極其危險的盲目（尤其是崇拜偽科學、假規律）；但在另一方面，伯林也指出不能淪為一名蒙昧主義者（或稱為不可知論者），完全否認科學與理論對政治行動有助益，這種蒙昧某種程度上是浪漫主義的遺毒。事實上，在人類生活的諸多其他領域，科學提供的信息不可或缺，而這些領域亦與政治行動相關。綜上，就科學理論與政治的關係來看，科學理論可為政治行動提供一定的信息，但政治行動決不可僅依賴理論且為其制約。
4. 理論與執政間的關係已大致明晰，但究竟政治領域獨有的方法是什麼？究竟什麼是政治判斷力？筆者認為政治判斷力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現實意識」的拓展，大致有以下幾點。首先，做出一項政治判斷的主要根據是當前的具體事實，應直面現實。這一點強調無論是偉大哲人總結出的規律或是卓絕學者研究出的社會科學理論，至多只可作為一種參考，不可以其為模本。以對此刻發生著的種種事件的經驗觀察推測其發展結果，而非根據規律進行分析推導。判斷的關鍵依據是當下作為殊相的事件而非作為共相的理論。其次，要對事件與事件之間的結合方式有一種近乎本能的理解力。把一連串的事件拆開，分析其細節，再加以重新整合統一。易言之，把握當下事件間的差異以及構成差異的基本要素，明白這些基本要素將致使事件變化的走向。
5. 以上兩點是伯林眼中「政治判斷力」的關鍵要點，但筆者不禁疑惑：伯林如此強調「現實感」，強調「具體事物」，但他對「政治判斷力」的描述為何如此抽象而顯得神秘（尤指第二點)？伯林把俾斯麥和奧古斯丁大帝作為擁有「政治判斷力」的藍本，是不是意味著後世治國者若要學習，則應鑽研這兩位政治家的生平事跡及其做出的種種符合伯林標準的政治決策？若是如此，伯林之理論則自相矛盾。故筆者以為伯林並非此意，伯林在此文結尾大為強調「運氣」之因素（（注：《政治判斷力》與《現實意識》的細微差別是前者未提「經驗」），「事事每每有其純屬運氣的成分——說來神秘，有良好判斷力者，運氣似乎較常眷顧。這一點，或許頗值玩味」（彭淮棟譯本）而簡體版譯本意味更加明顯，「純粹的運氣總在起一部分作用——神秘的很，具有出色判斷力的人似乎比別人更有運氣」（潘榮榮譯本）。筆者的詮釋是，伯林之所以在篇末強調運氣，不僅凸顯出其拒斥「最終解決方案」這一特質，更是對人之有限性乃至人事治理之有限性的一種暗示——世間何有完美之事？何有完美之政治治理？完美的政治家及其完美的治理並不僅僅難以實現，更為重要的是，將此「完美狀態」視為應當追求的目標本身就是不應當的。
6. 筆者不禁慨歎，說到底，「政治判斷力」這一說法終究只是伯林的一種善意提醒，而非對「如何治理」這一問題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