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使得政治成為可能？

3.戴奧多都斯認為，在雅典，面對公民同胞，無論是出於欺騙人民以博取同情，還是說服人民以取得信賴，向人民說謊都是不可免的，理由何在？

• 戴奧多斯都說：「一個主張一些兇惡政策的發言者必須欺騙人民以得到人民的同情，而有好意見發表的人，如果他們想要得到人民的信任的話，也必須說謊。」易言之，在民主政治前提之下，作為一名可能影響決策的人，無論是演說者或是政治領袖，說謊皆不可避免。我認為理由有二，下分述之。
• 從演說者或政治領袖自身來說，謊言是避免觸怒同胞以維護自身安全、利益之必要手段。「如果有一個人提供了最好的意見，但是有一點私利的嫌疑的話，我們就怨恨他的私利（實則完全沒有證實）」，在民主政體及其「民主」信仰之下，眾人對於執政者常常有著本能的不信任，擔憂其謀取私利，擔憂其「獨裁」。此種情況下，「沒有人能公開的做一件好事而不要用欺騙手腕的。」。執政者若無此言說技巧，不僅難以達到原本「對的」目的，在眾人之懷疑、曲解、扭曲之下使得政策難以推行，更可能傷害到執政者本身之切身利益。古有蘇格拉底之死以及瘟疫後雅典同胞對伯利克里之懷疑，在今天則具體體現在「民意支持率」下降乃至大規模的反對遊行。這一點柏拉圖早已明晰，他認為蘇格拉底為真理與眾人啟蒙而赴死並非最好選擇，捨棄性命光榮赴死卻終究無法說服同胞以挽救希臘之頹勢。柏拉圖以為必須要深入同胞之中，以「高貴的謊言」引導同胞一步步接近洞外的真相，好的政策（或所謂真理）絕不應該只是執政者（或哲人）心中應然之物，更應該讓同胞相信此種應然，以此將應然最終落實為實然，完成從「對的」到「真的」之轉化。
• 其次，謊言是執政者對眾人的一種妥協，這種妥協使得執政者提出與人民意見向左之判斷成為可能。執政者之「道德」與一般眾人之道德不同，執政者需要在眾人道德之外另尋支點——即共同體之利益。民主政體之下執政者由多數決產生，如此產生的執政者無法忽視多數同胞之意志，但卻不能只憑多數同胞意志決策或判斷。那麼，問題隨之而來，多數決產生的領袖之決策與多數同胞一般的常識判斷不符乃至衝突時該怎麼辦？這不是特例，而是政治之常態。尤其是執政者以共同體利益為主要判準，而多數眾人僅憑藉一己之好惡論斷是非，或只顧眼前小利而忽略長遠大計，如此衝突一觸即發。若執政者強行推動勢必遭到巨大反彈，消極無為或迎合眾人卻是違背執政初衷，由此陷入兩難之境。而言說與修辭技巧（實則就是掩蓋了本意的謊言）則是一破除兩難的因應之策，這是一種堅持本心的執政者對眾人的一種妥協。
• 但是，回到一個根本問題，人民為什麼不愛聽真話，使得執政者無可奈何的說謊話或說「以真話為偽裝的高級謊言」呢，以至於最終真假難分？執政者是否以共同體之利益為出發點亦變得難分。難道政治之應然不該是執政者誠實而人民亦樂於接受嗎？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指出：「正如建築家在建立一座大廈之前，先要檢查和勘測土壤，看它是否能擔負建築物的重量一樣，明智的創製者也並不從制定良好的法律本身著手，而是要先考察一下，他要為之而立法的那些人民是否適宜接受那些法律。」（二卷8章《論人民》）我以為，上述問題之根本在於人民，即共同體下的多數同胞。執政者在說服眾人以推行法令或政策之時，勿忘從根本上改變「土壤」，改變人民之習性。在古希臘的雅典，「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已經成為一般性的通則，鮮有人質疑（哲人是少數，且未改變此一境況），這一通則已經成了執政者與眾人溝通的橋樑。是什麼使得雅典人的習性變得如此，是天生如此或是後天教育？我個人的猜測是，執政者長久之渲染，亦引導同胞間的彼此說服。
• 執政者說真話而人民樂於接受，亦即兩者的判準支點重合，這一應然局面若要出現，唯有從根本上改變眾人的習性與生活方式。正如當雅典執政者毫不避諱的說出「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之時，眾人只頻頻點頭，討論「怎樣最有利」，而不和當代公民一樣去質問「你考慮弱者了嗎？你考慮是否侵犯人權、平等、正義、自由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