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雅典之民主與強權

1.一種流通的理論認為：當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制度時，它不容易對外實行侵略。其理由在於「人民當家做主」，人民願意珍視和平、拒絕戰爭。但在《伯里克利葬禮演說》、《在斯巴達的辯論和戰爭》中的雅典顯然與上述理論不符。筆者試圖探討：雅典的民主與強權之間的張力為何？民主體制下的人民為保衛國家榮譽、利益而戰是否正當？

• 《在斯巴達的辯論和戰爭》中的雅典人以及《伯里克利葬禮演說》中的伯利克里將軍都清晰的指出：雅典的民主制度、軍隊、精神乃至最為根本的生活方式都是其他城邦所無法比擬、望塵莫及的，是其他城邦之典範。雅典人為此感到無盡的光榮和自豪。與此同時，雅典人毫不猶豫的也將正義與強者的利益劃上等號，「弱者應當屈服於強者，這是一個普遍的法則。」，「在雅典的情況下，也只有在雅典的情況下，入侵的敵人不以戰敗為恥，受它統治的屬民不因統治者不夠格而抱怨。」也就是說，「實力決定正義」這一觀念深植人心，連哲學家都無法說服眾人將之根除（Plato 反駁Thrasymachus的「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加之雅典人以自身的生活方式為榮，將其他異邦人視為蠻夷，如此情況下民主決策的結果自然是戰爭。
• 如果我們審視這一過程，民主不僅未能遏制戰爭，甚至導致了強權與戰爭，其根源在於雅典人關於正義的觀念與對城邦榮譽的推崇。而這不僅僅是西方思想史上現實主義的表露，更是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的自然流露。雅典人對自身民主價值的自豪並且充滿榮譽感，這是公民民族主義的體現。同時，對「雅典人」本身的認同是族裔民族主義的體現。
• 但是，若雅典人秉持「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那麼為何對內推行民主而非追求強力而成為獨裁者？這確實有些吊詭，而筆者的看法是：既然是輪番而治，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統治者，自然沒有必要在不確定的情況這追求一人永久專制。這也是韋伯所認為的民主不僅可以從被統治者的角度來理解，更應該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理解，即民主本身作為一種執政工具或手段。而對外則不同，「每一個人在整個國家順利前進的時候所得到的利益，比個人利益得到滿足而整個國家走下坡路的時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些」，是非對錯衡量標準即是利害得失，無論是侵略或是保衛，若選擇戰爭能增加國家利益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利益之時，為何需要猶疑不決？至於個人之生命只是考慮利益得失的重要一環，達成目的之必要成本，本身無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內在價值。
• 若以上論述成立，民主國家未必不會追求強權，民主體制下的人民為保衛國家榮譽、利益而戰自然合理，強權與戰爭與一個國家是否為民主體制無必然關聯。反觀當代的國際政治之中，民主並非和平之永久保障，康德之「永久和平輪」難見曙光，若今日世人尚以和平為念，勿忘此從「正義是強者的利益」至「強權」與「戰爭」的推演進路。和平與利益雖非零和遊戲，但實為此消彼長之關係，註定要在和平與利益之間做一衡量與決斷，兩者永恆得兼斷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