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請問韋伯先生，依您所述，在國家危難之時，人民會渴望能做出改變的聲望政治家的出現，您如何看待當今的執政黨Nasos，您認為Adolf Hitler是否具有卡里斯馬特質，又是否是是您所述的志業政治家呢？人民又應該從這樣的經驗中得到什麼啟示？
A：個人推測：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在當時的得票率程上升趨勢，並且在議會中的席位不斷增加。然而得票率雖然呈增加趨勢，但始終未超過百分之五十，直到1933年希特勒通過特殊手段取得了總理之位，隨後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希特勒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治強人，Nasos在33到38年的時間里，確實大幅改善了德國的失業問題，使國民收入增加了近乎一倍並重建并落實了大量的社會福利政策。直到發動二戰之前，希特勒在國內的聲望持續高漲，他的確讓德國人民看到了這個國家短暫的繁榮。那麼，希特勒是否具有卡里斯馬特質呢？根據韋伯的觀點進行推論，由於卡里斯馬對於規則限定的行動是非理性的，因此被認為是歷史的價值創創造力，這一概念消弭了卡里斯瑪式支配的內涵差異，在這個意義上，希特勒被視為是和甘地一樣的“天才”式的卡里斯馬領袖（Anthony Giddens<馬克斯韋伯論政治學與社會學> 何雪松 趙方杜 譯），儘管他引發的戰爭最終葬送了德意志帝國。首先對於卡里斯馬的概念，韋伯認為，卡里斯馬權威在本質上是極其不穩定的，卡里斯馬特質的擔綱這隨時可能會喪失卡里斯馬，純粹的卡里斯馬除了源自於個人的，不斷被確證的力量之外，不存在其他任何的正當性。他贏得的權威完全依賴于其在生活上確證的力量，他必須為其支配者帶來幸福，否則他就會失去卡里斯馬的特質。（Max Weber 《支配社會學》<卡里斯馬支配及其變形> 康樂 簡惠美 譯）希特勒的做法確實緩解了德國的危機，使人民得到了實惠，仿佛是國家的救星一般，那麼其受到民眾的追捧與信奉就不無道理。
然而，希特勒不能被認為是韋伯所述的志業政治家。雖然韋伯對於帝國主義持認同態度，他認為帝國主義亦是一種手段（Anthony Giddens<馬克斯韋伯論政治學與社會學> 何雪松 趙方杜 譯），但希特勒的戰爭路線最終讓德意志帝國蒙受了巨大的災難，這使得希特勒作為志業政治家的責任感和判斷力收到了嚴重的質疑，希特勒儘管具有卡里斯馬特質，但這並不妨礙其因為錯誤的判斷和不負責任的手段而招致毀滅。
希特勒的偏執，極端種族主義和缺乏良知並沒有在第一時刻被人民所洞察，但即使人民洞察到了這些，那又會如何呢？德意志人民如此渴望從低迷的經濟，民族受到欺壓的窘境中脫困，而希特勒讓他們觸碰到了希望，如果說這是煽動與誘惑，我們又該如何拒絕這樣的誘惑？我們該不被那些美好的憧憬與描述所迷惑，對執政者目前的成就始終心存疑慮嗎？是的，我想我們的確應該這麼做，我們只能保持這樣的堅韌，保持對權力的限制與懷疑，保持對政治家們描繪的誘人圖景的克制，不斷地在科層化勞動分工和官僚制的鐵籠中，摸索著尋找有能力背負共同體命運的志業政治家。
龍同學：
回覆刪除你好，你說的一些看法我有共鳴。對於人民如何防止這類偽卡里斯瑪人物出現乃至斷送國家未來這一點，你的認識很好。人民不該被美好的憧憬所迷惑（我可以說是一種烏托邦主義），不該為執政者在某些階段取得的成就感到亢奮，以至於如神一樣去崇拜。我想補充一點，就是在執政者犯下某些錯誤，尤其是所謂「為道德所不容」的錯誤之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道德支點不同），人民不應該感到過於悲觀與絕望，乃至同樣做出某些亢奮之事，這種亢奮同樣容易被野心家操控。換言之，前者的「造神」與後者的「倒神」皆非人民對於政治家(無論是怎樣的政治家）的良好認識，乃至對於當下流行的「人民是國家主人」一語極大的諷刺。（其實人民從不曾是所謂國家之主）
那麼，我的問題時，這樣「理性」的認識人民應該如何養成？如果可透過教育，是怎樣的教育才可以養成？這種教育是所謂「思想政治」教育嗎？（台灣似乎叫「公民」課。）我覺得對於共同體之存續、健康而言，這一點與「志業政治家是天生的還是養成的，如果是養成，如何養成？」這一問題同等重要。
謝謝！